无罪者吴春红的人生下半场 拿到赔偿款是不是就能翻篇了

2020-06-16

无罪者吴春红的人生下半场拿到赔偿款是不是就能翻篇了

无罪者吴春红的人生下半场

6月3日,商丘市民权县的出租屋里,吴春红坐在布满灰尘的木板床上。相比刚回家时,他的气色好了很多,人也胖了,有微微凸起的小肚子。

一人高的风扇在靠门的位置缓慢而有规律摇着脑袋,呼呼叫着吹散空气中的热气。吴春红不敢靠得太近,受伤的右眼吹风就疼,他用手拢成一个弧形捂着眼睛。4月中旬,刚出狱没多久,他去做了眼部手术,至今淤血还未褪去。

16年前,民权周岗村里的两个儿童先后中毒,造成一死一伤。7天后,吴春红被认定为此案的嫌疑人。此后,商丘中院三次判处吴春红死缓,第四次判处其无期徒刑。直到今年4月才改判无罪,得以释放。

进去时,他34岁,正值壮年,有一手打家具的好手艺,出狱时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纪。吴春红就这样和社会脱节了。

6月2日,吴春红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国家赔偿申请,申请金额1872万余元。新京报记者从河南高院一工作人员处获悉,法院已接收相关材料,将按照相关流程处理,“有结果后会通知他本人。”

这一巨大的金额引发争议,有人说他“狮子大张口”。“他们哪知道我受了什么苦?”吴春红手一挥,“这不是钱的问题。”

获释两个月,他还没能适应外面的生活。他依然保持着狱中的习惯,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。他被自己造的监狱围在里面,出不来了。

吴春红在玩手机。新京报记者王翀鹏程摄

获释之后

大部分时间,吴春红不出门,躲在出租屋里发呆、睡觉。

为了方便治病,他暂住在这里。这是县城一套带院子的两层小房,有三四个房间。吴春红的房间在院子右手边,房间里的家具简易而破旧,属于吴春红的,只有两双鞋子、两床被子,还有一袋子五颜六色的药。

出租屋里没有空调,商丘天气最热的几天,午后有三十七八℃,风扇不管用了,他就让儿子带他去商场吹空调。吴春红喜欢逛商场,新鲜,又有人气。他只看不买,回家两个月,除了身上那件深蓝色的POLO衫,吴春红几乎没添置东西。

刚回来时,他出门就迷路。有时候出去溜一圈就找不到门了。上个月,他去镇上派出所补办身份证,一下车就晕了。四周陌生又熟悉,他从小在那里长大,但当年,路边没有那么多房子,也没有那么多路口。最后还是父亲开着小电车把他接回去了。

他惊异于家家户户都有汽车。出事那年,打一辆黄面包车就能炫耀好几天。“大部分人只能坐公交车和电三轮。”吴春红说。他不会给电视调台,家里人看什么他跟着看什么。

最难学的还是手机。小朋友都会玩的智能手机在吴春红看来像是复杂的仪器。他不会接电话,经常几次都划不上去,偶尔能碰巧接上,但大多数时间还没划上去对方就挂断了。

出事前,吴春红是个爱赶时髦的人。他是村里最先用上手机的人,大部分人家还没装座机的时候,他就买了一部诺基亚的直板机,后来翻盖手机出来了,怪小巧的,又花1370元换了部翻盖的。村里也有年轻人买了手机,都让他帮忙调试。

但现在,他连打字都费劲。不会用拼音,只能选择手写。“你看我偶尔写写心情。”他打开备忘录,左手攥着手机,用右手拇指使劲在屏幕上划着,写下“公”和“正”两个字。

吴春红偶尔用手机写东西。新京报记者王翀鹏程摄

最难理解的是为什么不拿现金可以买东西。第一次看见别人扫码支付时,他愣住了,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看了好几分钟,也没弄明白。

外面的世界太陌生了。一股无形的压力让他觉得疲惫,他也说不清压力来自何处,就是觉得累。“在里面只想喊冤,反倒没有压力。”吴春红抱怨。

他在狱中落下一身病。最严重的是眼睛和皮肤病。

他的右眼几乎失明。瞳孔变成了椭圆形,眼白充血。在监狱中,他常常哭,熬夜写申诉状,把眼睛熬坏了。刚发病的时候,他只觉得眼睛胀痛,后来,朋友给他扔苹果,他没接住。才发现眼球已经蒙上了一层白膜。“眼睛痒,像有虫子在爬。”胳膊和身上因为皮肤病长满嫩红色的疤痕,上面挂着白色的皮屑。

经过这段时间的治疗,眼睛做了手术,虽然还是看不见东西,但已经能看见光亮;胳膊上的疤痕淡了很多,变成了暗红色的结痂。

回家这两个月,他几乎每天都和医院打交道。先是治疗胃糜烂,后来治眼睛、做手术,现在是治银屑病。他的手背上满是细密的针孔,现在看见针头就发憷。“你看多少针孔,血管都扎瘪了。”他两手攥着拳头,伸着给别人看。

6月6日,吴春红在复查眼睛。新京报记者王翀鹏程摄

只需要两件东西——钱和清白

从家庭的角度来说,吴春红是幸运的。他还有家、儿女都已自立、父母依然健在。他说,现在他只需要两件东西——钱和清白。

6月2日,吴春红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国家赔偿申请,申请金额1872万余元。赔偿金额是律师帮他算出来的,其中包括970余万元人身自由赔偿金、500万元精神损失费、200万元误工费和补偿费,还有200万元医疗费。

去交材料那天,吴春红前后只用了一个小时就办完了手续。他在赔偿申请委托书上签了字,递进去。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,他的国家赔偿申请符合立案条件,予以受理。

在国内冤假错案国家赔偿的历史中,八位数的赔偿十分少见。去年获得平反的刘忠林蒙冤28年,拿到了262万元人身自由赔偿金,已经创下了当时国内冤假错案国家赔偿的最高数额纪录。

有人说他“狮子大张口”。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,自今年5月18日起,国家赔偿决定涉及人身自由权的赔偿金标准为每日346.75元。吴春红被羁押了5611天,按照标准只有194万余元。

律师告诉他,赔偿款大概还要等两个月才能到手。吴春红心里早已将这笔钱做好了规划。

“首先要还债。”他说,入狱的十六年,家里帮他申诉,粗略估计欠下了二十余万外债。

还完这笔钱,就是最重要的部分——给儿子买房、结婚。

吴春红膝下有一女一儿。女儿今年28岁,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。而只相差两岁的儿子现在连女朋友还没有。这让吴春红上火。

“我像他那个岁数,”吴春红一指旁边的儿子,“他都能跑着给我买烟了。”他不满20岁结婚,21岁已经当了父亲。

吴春红听说,前几年,儿子在电子厂打工的时候也交过女朋友,女孩是外地人,并不介意他的家庭情况。处了两年,因为吴家没房没车,遭到了女方家长的反对。后来,家里人也给他介绍过女朋友,但他不愿意好好谈。“我在里面坐牢,儿子怎么好找对象?”

另外,他还要用赔偿款翻修房子,村里的老房子放了十几年,不能住人了。“等赔偿款下来翻修,我还要回去住。”吴春红说。

吴春红的老房子里面已经破败不堪。王翀鹏程摄

他还要给女儿买房、给妻子和自己上保险、孝敬父母,还要留一笔钱养老。他掰着手指头算一算,“赔偿款下来,也得紧着花。”

他还要名声。吴春红说,他要办案机关给他道歉。如果不道歉,就要追究他们刑事责任。在他看来,无罪的判决也不能证明他的清白,真凶还没出现,该追责的人员也没追责。“我用了十六年伸冤,不怕再多几年。”

木匠、“杀人犯”、无罪者

吴春红曾经幻想过,如果没和投毒案扯上关系,他将有滋有味地度过此生。他曾是村里的木匠,有一手打家具的手艺。当时村里只有两部座机电话,一部在卫生站,一部就在吴春红家里。他二十多岁就盖起了两间大瓦房,让村里人羡慕不已。“他们都说,我肯定是村里第一个住上楼房的人。”吴春红说。

改变发生在2004年11月15日。周岗村电工王战胜的两个儿子先后中毒,送到医院,大儿子侥幸脱离了生命危险,但3岁的小儿子没能抢救过来。

吴春红的家人合影,摄于2003年左右。受访者供图

警方认定,这是一起投毒杀人案。

2005年5月30日,商丘检察院以吴春红犯故意杀人罪,向法院提起公诉。半个月后,商丘中院开庭审理此案,吴春红当庭翻供,并称自己遭到了刑讯逼供。

但法院并未采信他的说法。2005年6月23日至2007年10月30日,商丘中院三次判处其死缓,但均被河南高院以“事实不清”为由驳回。一个月后,商丘中院第四次对吴春红做出有罪判决,由死缓改判无期徒刑。随后,吴春红的上诉、申诉,均被河南高院驳回。

在狱中,吴春红不认罪,逮着机会就要喊冤。有一次,他用毛笔写了个大大的“冤”字,趁监狱领导检查路过的时候,把字举起来贴在窗户上。后来再有领导来检查,他成了重点看守对象。

没机会喊冤,他就天天写材料。一式两份,一份递上去,一份存在储物盒里。几年下来,材料填满了储物的塑料盒子,也练出了一手漂亮的字。

申诉无望,吴春红绝望了。女儿记得,2013年,她去监狱会见的时候,吴春红说:“别给我喊冤了,我这辈子就这样了。”然后,大哭起来。

转机出现在2019年10月3日。吴春红收到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审决定书,看到“故意杀人罪的证据不确实、不充分”、“指令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再审”的字句后,吴春红头晕了,他说不出话,血压飙升到160,“我从来没血压高过。”

今年4月1日,吴春红案宣判。受疫情影响,再审宣判通过视频连线进行,吴春红在服刑的浙江金华监狱听到了法官宣读判决书。听到无罪两个字时,他哇的一声哭了。

吴春红出狱后在车上与儿子合影。受访者供图

商丘中院和民权县法院派车去金华监狱接他,吴春红换上家人给他准备的红秋衣。开到芜湖的时候,他和妈妈视频,看到吴母头发又白又乱,他忽然觉得头痛、胃里翻腾,一下子晕倒了。法院工作人员赶忙把他送到医院检查,他不肯住院,吵着要回家。凌晨四点多到达民权县时,天还没亮。

家人忙乎着给他蒸蛋羹、煮粥,他端着碗一口都吃不下。直到中午才勉强吃了几口鸡蛋。

父母从周岗村赶过来看他,五十岁的男人喊了一声“妈”,扑过去抱着母亲大哭:“妈妈,我委屈呀。”他哭到上气不接下气。父母也陪着他哭。

“拿到赔偿款,是不是就能翻篇了?”

回家之后,吴春红想回老屋看看。当年他被警方带走,没多久,妻子和两个孩子也从村里搬出来了。老屋荒废了十多年,四处漏风。杂草肆意占据着院子的角落,有的已经长到半米高。当年栽下的柿子树如今已经有碗口粗了,茂密的枝叶向四处伸展,树荫盖住了房子前面的大半空地。

父母不让他回去,怕他伤心。他们隔三差五去出租屋看看吴春红,给他带点自家地里产的大蒜、葵花籽。但吴春红看见他们就哭:“妈妈,我冤枉啊。”然后就开始说案情,讲他的委屈,没人接话,他就长叹一口气。他的身体里好像灌满了苦水,不吐干净就不痛快。

上个月,吴母在出租屋陪他住了一夜,两个人挤在单人床上。吴春红又讲起他在狱中如何难过。吴母心疼儿子,又想起自己在外面的艰辛日子,也哭了一夜。后来,她不敢经常去看他了。

吴春红现在暂住在县城的出租屋里。新京报记者王翀鹏程摄

儿女劝吴春红转移注意力,每天陪在他身边。也给他买了新手机,教他玩抖音。开始几天确实管用,吴春红每天起床就要刷一会儿。但他不知道流量要花钱,没几天,手机里的200多块钱话费就刷完了。他吓得不再玩。直到家里装了无线网络才重新拾起来。

但多数时候,他还是会突然就提起案子。“第一孩子中毒死亡时间和报案时间太矛盾,怎么第二个孩子中毒才去报案?第一个孩子中毒为什么不报案?”念叨起案件的时候,吴春红的逻辑清晰、条理分明。

但聊起别的,他的脑子就混沌了。“你跟他讲家庭、庄稼,他好像没听见,也不回话。”吴母说,她怀疑吴春红“脑子坏掉了”。

“我这十六年只想这一件事了,忘不掉了。”吴春红解释,“你想不到我受了多大的委屈。”

“拿到赔偿款,是不是就能翻篇了?”“嗯,那是。”吴春红含糊地回答,马上又说,“那也过不去,这个事要带进棺材里了。”

他还保持在狱中的习惯,早上四五点就醒了,晚上八九点就得睡。站着的时候,他习惯把两手放在腰间,大拇指夹住裤腰。这是他在狱中最常用的站姿。

十六年没见的表弟知道吴春红回家了,专门从郑州跑来看他。年轻的时候,吴春红和他很亲近。但这次见面,吴春红显得局促不安。他问表弟,那边生意咋样?表弟回答,最近不好做。吴春红不知道怎么回答,话头一转,讲回自己最熟悉的案子和牢里的生活。没几句,双方就陷入沉默。

发小来看他,他责怪对方这些年对他不关心,也不愿亲近。“以前我工作两个月挣了九十块钱,过年了就分给他四十五块。”吴春红说。

反倒是狱中认识的朋友让他轻松。回家后,他给在金华监狱时认识的一个四川朋友写了一封报平安的信。

还有比他早几年获释的狱友在抖音上看到他的消息,跑过来看他。聊起各自的案子和狱中的生活,吴春红反而不觉得紧张。

“该学的还得学。”他心里明白,也急于回归正常生活,但错过的16年需要时间弥补。

6月6日,儿女带他去郑州复查眼睛。做完手术后,他能看见光亮,但仍没到能视物的标准。即使是人站在面前,也只能看到模糊的廓形。因为发病时间太长,他的视力只能停留于此了。

但吴春红不愿相信。“再恢复一阵,装个晶体,我就能跟正常人一样了。”

文|新京报记者王翀鹏程【编辑:白嘉懿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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